6 d+ q, K) `. D& s* K; `% Y7.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 ; F8 e5 C6 c, m大城市集中了人才、物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前沿和现代文明的窗口,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目前比较突出的有刘松茯先生对哈尔滨的研究,李传义、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和张复合先生对北京的研究等。16本《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相继出版也是这些重要城市近代建筑研究的开端。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因为有多学科的大批中外学者的介入,因而更是成绩显著。数十年来同济大学几代建筑史家如陈从周先生、罗小未女士、王绍周先生、吴光祖先生、路秉杰先生、伍江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陈从周先生与章明女士合著的《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史稿》(60)和伍江先生的著作《上海百年建筑史》(61)是“同济学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重要都市建筑史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此外,何重建先生和他所在的原“上海建筑施工志办公室”的同事们对上海营造厂及建筑施工问题的研究,为过去比较单一的“乙方”(建筑师)的建筑史研究引入了“丙方”, 填补了被中国建筑史研究长期忽视的施工问题这一空白。(62)近年关于上海近代建筑的研究尚见钱宗灏先生的“外滩人文地理和建筑历史的变迁”(63)以及陆邵明先生的“近现代外滩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因素的演变研究”(64)等。其中前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外滩各地段建筑历史变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外滩房地产转让和兼并的过程,而且也复原了外滩的视觉历史。其考证之细,令人十分钦佩。外国学者的关于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著作有日本村松伸先生的《上海:都市 と 建筑, 1842-1949》(65) 和美国Tess Johnston女士的A Last Look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 等。 Johnston女士还有多部关于近代在华的外国建筑的著作, 如Near to Heaven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Old Summer Resorts, God and Country – Western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Old China,Far From Home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Northern Treaty Ports,The Last Colonies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Southern Treaty Ports, 这些著作是16本《建筑总览》的极好补充。关于这些近代大城市及其建筑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尤其是上海丰富的地方文献以及目前中外学者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都为进一步研究它的城市建筑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表现提供了极好的条件。(66)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客观上也为扩大对这两座城市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 g0 J2 h) k4 T. }8 r, `5 T 1 d# o2 t) e+ e. p, H7 U8.关于近代重要建筑作品 $ d0 Q' v* d0 ?' f1 Z“中国近代建筑”根据创作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近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和近代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两类。目前在对建筑物的研究方面中外学者根据本国的需要而各有侧重,外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如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先生对日本建筑师在华建筑的研究 (67) 和华纳先生对德国在华建筑的研究。(68) 中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张复合先生对北京许多重要建筑的研究和上述刘凡先生对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和建造过程的研究等等。 y3 `# y# W3 M4 D0 s7 V- J% J; P虽然建筑的研究有多种方法,但总的来说,目前对于建筑个案的研究在方法上仍有两点不足需要改进。一是目前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基本史实的考证、介绍和对外观的简单描述之上,也就是说仅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建筑构图语言的比较细致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也就是关于“如何是”和“为何是”的问题的回答还不尽如人意。固然这种情况与近代建筑史料的保存现状有很大关系,但如果我们能够更自觉地采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进行“文本的”和“文脉的”,也即形式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的分析,研究的深化尚有很大可能。以茂飞建筑师为例,他设计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燕京大学两校的体育馆在风格上虽然不同,但基本构图却是一致的,而他设计的燕京大学贝公楼、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和上海复旦大学简公堂则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一种构图原型,即歇山顶的主楼与庑殿顶的两座配楼并置的三段式立面构图。其后,董大酉设计的大上海市政府以及杨廷宝设计的南京外交部办公楼,甚至他设计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和缪恩钊、沈中清设计的湖北省图书馆也都受到这一构图的影响。通过这种形式分析,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茂飞对中国风格新建筑的探索过程和他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影响。又如,1901年建的原美国驻华公使馆建筑采用的是乔治风格(Georgian Style),如果我们知道它在风格上与美国白宫和国会大厦建筑一致,则可理解该建筑设计所含有的国家意识。不足之二是一些研究对建筑问题的解释仅仅停留在大的宏观背景的影响之上,对于建筑创作主体能动作用的分析则重视不够。例如,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仿古问题,目前论者多以“复古主义”一概而论。 但倘若我们能做具体分析,则还可发现中国近代许多建筑师借鉴、参照的古代原型,除一般公认的“大屋顶”之外,还有很大的多样性,如梁思成设计的北平仁立地毯公司以斗拱为中国建筑的精华所在,杨廷宝设计的南京中央体育场对排楼的造型情有独钟,董大酉在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计中则试图采用模仿古代城楼,他们分别着意于中国建筑要素的装饰性、建筑类型上与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构图的相近性,以及中国建筑造型的体积感。这种多样性反映出中国建筑师个体在探索中国风格现代建筑过程中的不同追求和美学思考。以“复古主义”一词概括,则有可能抹杀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今后创作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除建筑师之外,建筑还是业主和营造商乃至社会多方面的综合产物。 研究建筑也需要注意这些不同方面的“声音”。最近发表的李海清先生关于南京原外交部办公楼的研究就是这种社会学方法的一个样例。 (69) 4 w# ]; V9 \% h, s# C8 @ z1 A3 P- n5 d' o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 国内学者对建筑风格的判断和描述多感力不从心。这一是由于近代外来建筑风格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很难根据原本的风格特征进行定义;二是由于中国建筑史界对西方建筑, 特别是与近代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十九世纪以来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建筑研究还不够。所以,当前一方面应该加强西方建筑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提倡具体个案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化。张复合先生用“圆明园西洋楼式”概括近代北京的中西混合风格的建筑就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尝试。(70)( L1 W; M. V3 b9 a: K!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