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 t# R8 X7 W0 T, `/ l5.关于近代建筑类型与技术' q3 m& q2 C" e' O9 X
新建筑类型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应用也是中国建筑近代化的重要特征。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类型研究注意较多的是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联系较大的新的功能类型,如工业、文化娱乐、宗教、商业,和居住建筑等。八十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继续深入,王绍周先生和陈志敏先生的《里弄建筑》一书在1987年出版,(40) 其他还有徐卫国先生对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研究、(41) 刘先觉先生和杨维菊女士对南京工业建筑的研究、(42)台湾学者林沖先生对南方沿海城市骑楼建筑的研究,(43)以及已故学友董晓晶女士对近代铁路建筑的研究(44)等。工业建筑方面尤以乐卫忠先生为教材《中国建筑史》(新一版)(45) 所写的相关部份内容最为丰富。此外,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一些新的建筑类型体现了人们更为丰富的现代认知,如博物馆是普及现代文化的场所, 一直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重视, 它以对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问题的关注,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起到促进认同、教育大众和推动科学研究的作用,因而是重要的现代建筑类型。其他如纪念性建筑、综合游乐性建筑,乃至政府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如上述铁路建筑)也有类似作用,它们也都值得深入研究。+ I9 X& R+ o1 @8 s! V
在新建筑造型类型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起步较早。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对哈尔滨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的研究没有简单地将哈尔滨当作外来风格的波及地,而是探讨这种风格在当地的流行方式与欧洲的不同。(46) 由藤森照信先生领导的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十九世纪东亚地区流行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研究,(47) 这种建筑类型在19世纪的亚洲非常流行,牵涉到外来影响和地方特色,因此对它的调查和研究格外重要。以笔者管见,目前关于中国的殖民地外廊建筑的研究似乎尚停留在外形风格的层面上。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我们似乎还需进一步研究它与具体地方条件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建筑型制在造型和结构上的规律性。例如,笔者曾于1990年参观厦门鼓浪屿建筑, 当时注意到早期“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基座楼层(Ground Floor)在后来的同样风格建筑上趋于消失而变为基座,环廊也变为前后廊或正立面当中的阳台。五间拱券的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立面构图被两边实墙,中央外廊的三段式构图取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却不得而知。又如二十年代之前,“工”字形和“王”字形平面是中国公共建筑的两个常见平面。 这种建筑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结构方式上都迥异于传统的中国建筑, 如砖柱代替了木柱, 叠涩代替了斗拱,拱券代替了木梁枋,行架代替了抬梁式屋架,马口铁屋面代替了瓦屋面。地域上的相似性也使得它们更象是工匠依据某种程式所作的重复建造,而不象后来建筑师因地制宜所做的设计。这种建筑的立面也多有外廊,很可能脱胎于早期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但它们是否已经定型化的,其建造方式有无统一的规范尚有待研究。笔者曾试图寻找有关中国建筑现代化早期的建筑规程,发现了1910年出版的《建筑新法》一书。但该书虽不乏新技术原理的介绍,却并非施工规范。(48) 要搞清上述问题,或许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物调查和测绘分析,也即建筑考古类型学的研究。 ! m# h" d$ z. a% e4 s& S对建筑类型的研究还可以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范围进行综合考查。 例如晚清新政时期, 仅北京就出现了洋式的住宅、衙署、 学堂、工厂、兵营、市政设施、监狱等大量新型建筑。对它们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意义显然要大于对单体个案的研究。 & |, k% a& l4 ~% @; ^
对结构、构造、材料和施工技术的研究,笔者以为,应有两方面的目标:一是揭示近代中国在建筑的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二是使它们成为年代鉴定的考古类型学依据。在第一方面前辈学者如刘先觉和侯幼彬等先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第二方面中国的研究尚未起步。记得90年代初笔者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王世仁先生等参观1911年竣工的北京第一监狱,他曾敏锐地指出该建筑在窗的平券下方砌砖柱的做法有悖结构原理。这一现象表明当时平券的应用尚未成熟,我们或可据此推断采用平券,尤其是跨度较大的平券的建筑,大致建于清末和民国之后。又如,“板条抹灰”是中国近代建筑中隔墙和天花板的一种十分流行的构造做法,目前这一做法的起始时间尚不清楚。但如果考虑木板条加工技术的可行性,则其广泛使用必与电动锯木机械的出现有关。虽然近代电锯的来源和功能亦待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把它与电力的产生联系起来。北京“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和临近城市天津的“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都成立于1904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京津地区采用板条抹灰构造的建筑大致断定在1904年之后。同样采用瓶状或葫芦状栏杆,以及采用一种圭形悬垂状屋檐饰板的建筑也因需用电动工具加工而可判定大致的建造时期。总之,在近代建筑领域,技术方面的研究仍有大量工作值得做。由于许多重要的建筑物不仅体现了当时当地的最高设计和施工水平,且有较多的文献记录,所以借助对它们的研究确立一些结构和构造做法的年代标尺尤为重要。在这方面现有的一些关于早期建筑群体的研究极值得深入下去。(49) 9 c: E7 B5 v# x3 ^5 e ' M! I# u* ?3 P' e3 T1 ]+ t6.关于近代 市政与城市规划) @( _5 C, v2 b' x! D' n
现代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作为物质载体的城市在结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和管理方式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每个城市因为其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在发展上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过程。 刘先觉先生根据城市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近代中国城市做了很好的分类: 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城市,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政治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一般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以及日据时期经过规划建设的城市。(50) 乐卫忠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与城市的关系有很好的讨论,尤其是他所指出的近代城市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五十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城市政策非常重要。目前,关于近代旧城改造和 现代城市规划已有许多研究。 综合性的首推李百浩先生和刘先觉先生合写的“中国城市规划近代及其百年演变”,这篇文章对中国城市改造和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及重要文献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51)另外杨秉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也是一部比较综合地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史的著作。(52)其他个案性的研究还有董豫赣先生对北京香厂新区建设的研究,(53) 王蒙徽先生对1938-1942年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研究,(54) 陈伯冲先生和黄自良对南通的研究,(55) 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56) 包慕萍女士对的沈阳的研究(57)等。另外,洋务运动、晚清新政、近代地方自治运动对城市和建筑的影响,近代拆城运动、平民住宅运动、新村运动、古物保存运动以及中国现代市政人材的出现、市政和城市规划思想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最近发表的包慕萍女士和村松伸先生的论文“1727-1826年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城市空间构造——民族史观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之一”(58) 是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向民族地区的拓展,对于促进多元化的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史研究很有意义。 * e2 {, h1 R( P& }9 l' R% _7 a城市化不仅仅是建筑学的问题,论者需要具有较为综合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近年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中外著作很多,非常值得建筑学者们借鉴。(59)5 A* s! O+ o' V: e
/ I! H% W* h5 f a7.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 6 S3 H8 b% X- g9 Y. Y3 p大城市集中了人才、物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前沿和现代文明的窗口,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目前比较突出的有刘松茯先生对哈尔滨的研究,李传义、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和张复合先生对北京的研究等。16本《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相继出版也是这些重要城市近代建筑研究的开端。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因为有多学科的大批中外学者的介入,因而更是成绩显著。数十年来同济大学几代建筑史家如陈从周先生、罗小未女士、王绍周先生、吴光祖先生、路秉杰先生、伍江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陈从周先生与章明女士合著的《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史稿》(60)和伍江先生的著作《上海百年建筑史》(61)是“同济学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重要都市建筑史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此外,何重建先生和他所在的原“上海建筑施工志办公室”的同事们对上海营造厂及建筑施工问题的研究,为过去比较单一的“乙方”(建筑师)的建筑史研究引入了“丙方”, 填补了被中国建筑史研究长期忽视的施工问题这一空白。(62)近年关于上海近代建筑的研究尚见钱宗灏先生的“外滩人文地理和建筑历史的变迁”(63)以及陆邵明先生的“近现代外滩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因素的演变研究”(64)等。其中前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外滩各地段建筑历史变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外滩房地产转让和兼并的过程,而且也复原了外滩的视觉历史。其考证之细,令人十分钦佩。外国学者的关于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著作有日本村松伸先生的《上海:都市 と 建筑, 1842-1949》(65) 和美国Tess Johnston女士的A Last Look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 等。 Johnston女士还有多部关于近代在华的外国建筑的著作, 如Near to Heaven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Old Summer Resorts, God and Country – Western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Old China,Far From Home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Northern Treaty Ports,The Last Colonies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Southern Treaty Ports, 这些著作是16本《建筑总览》的极好补充。关于这些近代大城市及其建筑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尤其是上海丰富的地方文献以及目前中外学者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都为进一步研究它的城市建筑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表现提供了极好的条件。(66)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客观上也为扩大对这两座城市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J6 v% F# h5 m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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